朱良啟:大 姐

大姐是我同父異母的姐姐，生于1952年，今年六十多歲了。她的一生真是磨難重重，命運多舛，直到晚年才有所好轉。

據父親生前告訴我，大姐從生下來就愛哭，一哭起來怎么都哄不好，直到哭的精疲力盡，有氣無力為止。父親有些迷信，老認為這是不祥之兆，怕這孩子是命中無福之人。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父親的預感竟然應驗了。在最困難的1960年里，父親在外教書，我的兩個姑姑遠嫁內蒙古和海南島，家中我的奶奶和大姑，大姐的母親先后餓死，大姐頓時失去佑護，再哭也沒人哄了。當父親聞訊趕回家中，大姐已經餓的奄奄一息。父親處理好家中后事，把她帶回學校撫養，又上了幾年小學。“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教學秩序大亂，父親已經再婚，便把她送回家中和我母親一起住。

后母本來難當，十幾歲的大姐正處于叛逆期，性格又倔強，常和母親擰勁。大姐15歲那年，住內蒙古的我小姑來老家探親，在回去的時候，大姐偷偷地跟著走了，到了徐州轉車時被小姑發現趕下車，她繞了一圈又上了車，小姑在天津轉車時，她不知道，結果被拉到了滿洲里，后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才找到位于嫩江北的小姑家。但小姑卻沒有告訴我父母，這邊急的要死，到處尋找，村人謠傳我母親虐待死了繼女，母親百口莫辯，痛苦異常。直至兩年后，大姐回來了才得以解脫。

因為是地主成分，大姐的婚姻并不順利，在父親的努力下，終于找到一家不太在意成分的人家出嫁了。但大姐夫因家貧沒上過一天學，連名字也不會寫。這讓小學畢業的大姐不滿意，家庭矛盾頻發，磕磕絆絆走了幾十年，直到年紀大了，兩人才少了摩擦和爭吵。大姐要強能干，一直為擺脫貧困而奮斗。印象中，我只要去她家，她永遠在忙活著，夏天在地里侍弄莊稼，渾身都汗透了。家中養了幾頭老母豬，下豬崽賣，還喂有牛、兔子、雞等，根本沒有閑下來的時候。但是光這些收入，養活一家老小七口還不行。在農村改革開放后，大姐一家除了種地，開始想法做生意，一開始因為本錢少，便跟人合伙販賣糧食，起初也掙了些錢。上世紀90年代，大姐夫吃了沒文化的虧，他的合伙人從當地銀行貸款八千元自己使用，需要擔保人，便向我大姐夫借私章使用，說只是用一下，沒有任何風險的，姐夫不懂其中利害，給他用了。不想那人到期還不上，銀行訴訟要他還錢。他把責任推到大姐夫身上了。連本帶利一萬二千元，法院一審判決要我姐夫還錢，不然抓人，這在當時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是要命的。大姐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又不懂法律，感到冤枉又不知怎么辦才好，情急之下，要和真正的借錢人拼命。幸虧當時已大學畢業的三姐弄清事情原委后，幫他家上訴，找證人，出庭辯論。歷經一年多，終于打贏了官司，避免了經濟損失，保全了大姐的家庭。但糧食生意也沒法做了。

后來大姐家又開過榨油作坊，粉絲作坊，但都因技術、銷量、人手等原因沒能堅持幾年便不干了。當三個孩子大了以后，花銷吃緊，大姐便和姐夫出去打工，姐夫到建筑工地干，大姐的經歷便復雜了，在醫院看護過老人，到南方摘過茶葉，去新疆拾過棉花，也在寧波罐頭廠剝過橘子……由于在外飽嘗沒文化的苦頭，大姐下決心讓孩子有文化，她堅持讓三個孩子上學。我父親是教師，便把大外孫帶到身邊上學，但我兩個外甥天資平平，不喜歡讀書，都沒考上高中。受當地環境影響，他們對做生意感興趣。無奈之下，大姐不再堅持讓他們上學，繼而下決心培養女兒。還好，我外甥女從小聽話，學習認真，成績也好，很懂母親的心理。高中畢業后，考入一所師范本科院校。這讓大姐很高興，更加出力掙錢供女兒讀書，在幾家親戚的幫助下，外甥女順利完成了學業。又因為她對象考研去了美國，結婚后她也去美國，現在一家已在美國定居了。這讓大姐感覺很自豪。

隨著年齡的漸增，大姐不再出遠門打工，她家的土地被流轉，沒有地里的活了。兩個兒子早已成家立業，日子過得也很好，不需要她操心。女兒也給她寄錢寄東西。現在農民看病有醫保，老人也有養老金，大姐的日子是越過越好，在逢年過節我們看望她時，大姐說話口氣很輕松，透露出幸福和滿足，和姐夫的關系也融洽和諧了。前幾年還到海南、廣州、北京等地旅游了一番。

大姐一生歷經少年的悲慘，中年的艱辛，終于獲得了晚年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