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杰:安全生產法的宣傳教育需突出法理

國家安全監管總局關于學習宣傳和貫徹落實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的通知(安監總政法〔2014〕98號)的發布，明確要求“各級安全監管監察部門要把新《安全生產法》作為“六五”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入開展普法宣傳。”預示著安法的宣傳教育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正式拉開了序幕。筆者試著分析一下目前法律包括原安法宣傳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供工作中參考。

1986年，黨中央宣布全國普法開始，每五年為一個規劃制定周期， 目的是通過深入扎實的法制宣傳教育和法治實踐，深入宣傳憲法，廣泛傳播法律知識，進一步堅定法治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提高全民包括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提高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促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推動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環境。原安法2002年11月1日正式頒布實施，彼時，正值三五普法規劃最后一年，于是，安法2003年正式納入四五普法規劃范圍范圍，在政府的主導下，普法可以說是“聲勢浩大、全民參與”，經過若干年的普法教育，“法”已深入人心，包括安全生產法在內的公民的法律意識得到形成和提高，但以法理的角度去審視現行的宣傳教育，不難發現存在一些問題。

1.單向“灌輸”。宣傳教育內容、對象選擇、目的追求上，都是宣傳教育各類主體如何履行法律義務，把不得違法放在首位。法理有云：法的價值就是法的這個客體滿足個人、群體、社會或者國家需要的積極意義，而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把目的定位在知法、守法上，公開宣傳的意義往往大而空洞，從而導致現在的結果基本上是：單純的、單向的法律知識“灌輸”，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同程度存在“各類主體無法樹立現代法律理念，更無法實現法治的目的，甚至會成為法治的障礙”的情況。

2.忽略法律素質培養。普法教育從“一五規劃”到“六五規劃”都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學習內容，如　“一五普法規劃”規定：“普及法律常識的基本內容是： 我國的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試行)、婚姻法、繼承法、經濟合同法、兵役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以及其他與廣大公民有密切關系的法律常識。”可以理解，如此工作重心之確定完全基于我國公民法律知識貧乏和法律意識荒蕪的現實，但法理有云“法的價值具有客觀性，指法對主體的積極意義，不管該主體是否認識到和如何認識，都是客觀存在的，這是因為主體的需要和利益是客觀上存在的。”毫無疑問的是，這樣的宣傳教育方式對法的客觀性基本忽略，所謂治標不能治本，法律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受到極大限制。

3.過于關注普及率。現有模式相對過于注重覆蓋面、普及率，所以盡管采用了諸如媒體解讀、專題訪談、知識競賽、送書上門等多種方式對包括安法在內的各類法律進行宣傳教育，而且極力開拓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宣傳教育，但效果不盡理想!法理有云：“法的價值具有主體性，指法或同一法律制度對不同時間、地點的同一主體的價值是不同的”，這就提示了效果問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對各類主體的法律需求沒有完全掌握、沒有掌握需求變化，需要在掌握各類主體需求的基礎上，以滿足各類主體需求為根本出發點，結合相關主體普遍性的法律問題進行針對性的宣傳教育，這才有可能實現真正地讓各類主體自愿學法、用法，而“用法”才是安法宣傳教育的最終目的之所在。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安法的宣傳教育中，傳統的方式并無不當，但倘若依據法理從技術上再解決一些問題，通過對法的價值的導向性宣傳教育設計，結合形式上的充實和變化，在改變宣傳教育形式的格式化的同時，強化法本身作用，把“靜態”的普法有機地融入公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動態”普法中，才有可能真正通過對人們思想的影響，實現對人們行為的評價、指引和預測，實現對合法行為的保護和對非法行為的譴責、制裁、警戒和預防的作用，進而實現法本身的職能，亦即通過規范人們的行為，確認、建立并發展一定的社會關系并運用法律手段保護這種社會關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