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人新風新時代，振奮振翅起高飛
我與礦大的相識，可以說是一種機緣巧合。我一共上了三所大學，解放前，我就讀于重慶大學機電系;解放后，我重新參加高考，去到了唐山工學院采礦系，也就是現在的西南交大;兩年后，由于院系調整，唐山工學院采礦系合并到了中國礦業學院。當時，一起合并的還有北洋大學采礦系、清華大學采礦系等，中國大學所有聞名的采礦系都合并到了中國礦業學院。中國礦業學院在解放前是私立的焦作工學院，解放后由國家接管，從私立轉變為國立，正式更名為中國礦業學院。我與礦大的不解之緣也就由此開始。
當時，我們國家積極學習蘇聯模式，包括教育改革。1952年，國家開始實行院系調整。院系調整不僅僅是學校不同院系的合并，更是涉及到整個國家的生產、工業、建設、辦學體制等方面。國家在那個時候提出的要求很現實——將教學和生產建設聯系起來。因此，這個階段的辦學是按專業組合管理院校，各個學校的采礦系都合并到了中國礦業學院，可以說，當時的中國礦業學院是中國礦業的主導。
當時，中國礦業學院的辦學制度主要是以軍事大學、干部學校為參考。在學業方面，學生上課時的教室和座位都是固定的，每位學生還擁有自己的抽屜，自己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在生活方面，學生不僅不用交學費，學校還會發放生活費，可以用“管吃、管住、管穿”來形容。不過，在我就讀時，制度又有所改變，學生沒有這種“享受”了，但可以申請貧困補助，得到一定的生活費。相較之下，未經改革的舊大學學風相對自由散漫，學生上課既沒有固定的教室，在課堂上也不用簽到，更沒有課后作業，學生的思想也較為傳統和滯后。院系調整后，中國礦業學院學生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
二、院系調整初結緣、治煤冶礦定遠志
1952年院系調整期間，學校還在天津辦學。1953年9月，中國礦業學院天津部分的師生員工及圖書、儀器、設備等順利搬到了北京。當時，校園里除了田地，幾乎什么也沒有。畢業后，我服從工作分配，留在了中國礦業學院任教。
當時，我們國家對蘇聯的學習還處于起步階段，許多教育計劃只是停留在研究層面，并沒有實施。而且，這個階段還有蘇聯專家在學校進行指導。在天津上課時，蘇聯專家是用俄文講課的，這就需要一位翻譯向我們轉述授課的內容。蘇聯專家主要負責授課和制定教學大綱，課后學校老師便會根據教學內容給同學們出一些思考題，比如給定一個條件，讓你設計如何采礦等，深入指導學生，給予學生更多的啟發。這種教學模式是比較特殊的，也是很有效果的。
當時，國家在教育層面十分重視專業與工業的對口性。那時的采煤和現在的采煤在定義上迥乎不同，以前的含義廣而淺，但現在的研究專而深。先前流行“礦冶不分家”這一說，也就是采礦和冶金屬于一個系。所以，礦冶系的學生學得比較廣，既要學習礦業專業的知識，還要學習冶金專業的知識，課程壓力比較大。解放后期，采礦和冶金這兩個專業的分開了，但當時的采礦專業和現在的還是不太一樣。那時的采礦專業是一個較為龐大的集合概念，包括了金礦、油礦、煤礦等種類，還包括選礦、采礦、篩選、粗加工等流程。我在唐山上大一時，不僅要學習礦石的相關知識，還要用礦石做一些試管分析。院系調整后，到高年級就開始分專業了。大一大二學習基礎課程，大三則分流至采煤組、采金組、采油組和選礦組。我所在的采煤系也有好幾個專業，包括管理、測量、建井等。
1955年，國家倡導向科學文化進軍，提出了研究生的教育建設，要求學生大力攻讀副博士，相當于如今的碩士、博士。當時，合并后的研究生教育與現在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也有所不同。剛開始，研究生教育意味著工作分配。學生畢業后，有的是分配當教師，有的是分配當技術員，還會留下一部分作為研究生。研究生是跟著蘇聯專家學習的，學校也相應地安排了俄文的學習課程。在我上研究生時，會遇到一些本科階段沒有學習過，或是深入研究的內容。但現在，以往高級的課程都成了普及的知識，本科生也可以學習概率論、數據分析等課程。
自從院系調整、蘇聯專家來校指導后，學校認真地根據教學中發現的問題進行改正，比如教材建設、實驗室建設、研究生指導等，不斷提高教學質量，一步一步地發展。
研究生畢業后，我選擇留在采煤教研室。學院里還有通風安全教研室、礦山測量教研室等，采煤教研室是較為主要的教研室。當時，采煤教研室共有兩位教授、一位助教和后續來的幾位講師。張新言先生講授采煤概論，我當了他的助教，主要講的也是采煤概論。當然，在教學上不能一概而言，教研室掌管著學習事務，需要兼顧其他課程，除了采煤概論這門課程，我還會按照工作安排輪講其他課程。
三、北學蘇聯南援越，苦心編纂《采煤學》
解放后，學校按照蘇聯的教學模式，引進了畢業設計，即結課后學生需完成一份總結性、綜合性的獨立作業，以檢驗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和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1954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我們學院的教師率先試驗完成畢業設計。當時，我們教研室抽選了包括我在內的三名老師。蘇聯專家有許多事情需要做，所以他并不會全過程進行指導，只提供了一份大綱，其他的需要自己查找資料。我的設計是一個礦的開采，最開始是方案設計，再是初步設計，然后是技術設計，以及施工設計。最初的框架是粗略的，需要一步一步細化到可以實施的階段，即施工圖的設計。畢業設計相當于開始的方案設計。由于只有一個大綱，沒有具體的做法，也沒有可借鑒的道路，我們只能盡最大努力設計好條件，畫好每個圖，當時也沒有復印機，全靠自己雙手用透明紙描畫。
畢業設計完成后，便會上交審查，之后還會統一安排答辯。我們三位老師也將迎來學院有史以來的首次答辯。答辯時，副院長鐘子云、蘇聯專家們都在場。當時沒有投影儀，我們便直接把圖掛在臺上去講，答辯過程像是做報告，匯報完畢后接受領導專家的提問。最后，我的答辯獲得了優良的成績，這也算得上是試點成功了。
1955年，學生開始按照規定程序完成畢業設計。考慮到畢業設計需要對礦上存在的問題展開深入了解，還涉及很多機密的資料且較不易收集，畢業設計劃分了組別，每個組有一位指導教師，負責六到八個學生，而我擔任的是畢業設計組的組長。
畢業設計結束以后，我從教研室秘書被提拔為教研室副主任。張新言先生是當時的采煤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1956年初，學校安排了幾位教師學習俄文，我也在其中。俄文的學習屬于拓展學習，那時候的我除了要學習俄文和畫畫，還要負責教學，所以說時間比較緊張。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派出援越軍事顧問團，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爭。在教育領域，1958年，國家工業部下設了中紀學校，我被調過去當文教專家。我在越南待了一年，主要任務是幫助當地培養教師、檢查礦區、編寫講義。
1958年開始，以中國礦業學院為主，其他15個學校為輔，共同編寫《采煤學》的新教材。東西方國家對于教材的編寫大有徑庭，西方國家的采煤與商業、工業結合得較為緊密，因此西方大學的采煤專業并沒有固定的教材，課本主要參考大量不同的雜志。而蘇聯在教學方面有一套完整的教材，教學過程是按部就班、一絲不茍的，這種模式也更符合我們國家采煤教育的需求。我國原先的采煤課程是使用美國的一本手冊進行教學的，在理論的分析上較為缺乏，尤其到了解放后，隨著教學體制的改革，教學問題漸漸凸顯出來。教材作為基礎，是教學發展的最低要求。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煤層條件不一樣，采煤技術不一樣，所需的教材也是不同的，因此，本土教材的編寫格外重要。
《采煤學》這本教材的主編是張新言先生，我是副主編。1959年3月，我從越南回國參與教材初稿的修改。我們希望這本新教材能夠展現煤礦教育領域的新風采，并作為建國十周年的獻禮。時間緊，任務重，最終我們趕在了國慶節之前交稿，特別不容易。第一本采煤學教材就是這樣誕生的。
四、何不策足據要津，風物長宜放眼量
2019年是學校建校110周年，作為一名老教師，我有許多心里話想說一說。
一所學校發展的關鍵在于人——人與成果、人與學術。大學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培養人才，沒有人才便難以發展科學，沒有先進科學便難以推動國家建設。學校應登高望遠、雅量豁然。中國礦業大學的教育，不能局限于學校的前景，更要前瞻整個中國的礦業，著力培養高水平人才。
在歷史方面，中國礦業大學不僅繼承了焦作工學院的傳統，還保留了北洋交大、唐山工大、清華大學的意氣。中國礦業大學是中國礦業教育的里程碑，我們要研究中國礦業大學校史，也要鉆研中國礦業的歷史。希望在校史館展覽時，我們能夠透過資料看到承載了礦業厚重而雄勁歷史的中國礦業大學。
“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學校在建設方面需要有這樣的胸懷。中國社會長足進步，礦業發展飛速，學校也應乘時乘勢，大步向前走。學校要想排名高，師資力量得強，就必須要有“大師”。以往的“放羊式教育”有優點，也有弊端。大師的培養并不是像斗蛐蛐般斗出一個王，而是需要有意識、有計劃地培養，學校也應該把這個當作一件大事。誠然，做好大事會存在重重的阻力，但是我們學校既然以“中國”冠名，就得有承得起這份榮耀的擔當，有破除萬難的勇氣。
礦大從百余年的光陰里走來，歷經14次搬遷，12次易名，變化的是一個個名字，傳承的卻是一股拼搏進取的礦大精神。“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以此精神與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