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1982年夏天。懷揣著父親從原生產隊會計那里借來的10塊錢，踏上了高考的征程。
兩毛錢買了一張火車票，又被分管學校食堂的老師趕到火車站，追繳了本以為可以逃掉的2.76元的伙食費，這樣，7.04元支撐了我三天的考試時光。一日三餐，吃燒餅，喝開水，已經覺得美滋滋的了，因為畢竟吃上了“好面饃”，在家吃的是為了充饑不得不吃的雜面饃。
考試結束的那天，父親早早地從鄉下到市里來接我。后來才知道，是因為我臨行前在母親面前撂下一句話：“考不上學就不回來了，太丟人!”因此，母親才催促父親接我回家，他們擔心家里的這棵“獨苗兒”萬一離家出走，后果不堪設想。
父親費力地在往來不息的人群中搜尋著我，老遠就看到了他兒子背著一個印有“紅軍不怕遠征難”的半舊黃色帆布包，有氣無力、面無表情的平移了過來。到了父親跟前，他說，回家吧，咱們家人老幾輩子也沒有上過學的，還不照樣活下來了?考不上學又怎么了?言語之中，仿佛我已名落孫山。到了家，娘也說著同樣的話。我挺納悶。
盼等高考成績的日子，是焦急而又懸著一顆心的。如果考不上學，就對不起娘親手做的、讓我“吃了這碗，涼著那碗”的面條;對不起班主任張慶才老師“每天十分鐘”的談話;對不起語文老師課堂上把我訓的“鼻涕一把淚兩行”;對不起數學老師和物理老師為了爭奪“勢力范圍”險些翻臉而沒有分文加班費在黑板上抄的題目;對不起晚自習時間教室里點亮的汽燈和晚自習后宿舍里昏黃的煤油燈;對不起充當玻璃而被釘在教室窗戶上的塑料紙;對不起因長期熬夜而發炎的扁桃體。
萬分慶幸的是，上述的那些“對不起”是我的多慮。我們那一屆創造了歷年來母校高考成績的最優，聽說學校還得到了一臺黑白電視機的獎勵。
接到超出分數線16分的通知時，我正生病躺在床上休息。得知這個消息，范進般從床上躍起。送通知的老師接著說，明天體檢。看著面黃肌瘦的我，娘從一戶張姓鄰居家借來10個雞蛋，煮熟了讓我全部吃了下去。即使這樣，我體檢時身高151厘米，體重才40公斤。帶隊的大概是教育局的同志，高高的個子，跟另一位商議了一下，“違規”地把我的身高和體重變成了155厘米和45公斤，當時的我只知道用感激的眼光望著他們，卻沒有說出一個“謝”字。
我填報的志愿比其他院校多了一項面試。接到面試通知時，我正在35里以外的親戚家。傍黑時，父親徒步從家里出發，到了親戚家已是深夜，我們爺兒倆趕回家時已經雞叫頭遍了。乘車趕到學校時，面試即將結束，老師讓讀了報紙上的文字，表示滿意，可最后忽然問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報師范類呢?窘迫至極的我不知怎么憋出一句：我想教書。這一回答讓在場的人哈哈大笑，這笑聲，讓我順利的完成四年學業和迄今已滿30年的教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