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旨遙深

劉勰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于時序。”作為意識形態方面的上層建筑之一的文學，必然打上那個時代及其社會思潮的深刻的烙印。

魏晉之交，在陳寅恪先生看來，則是翻天覆地的變革：

司馬氏之帝業，乃由當時之儒家大族擁戴而成，故西晉篡魏亦可謂之東漢儒家大族之復興。典午開門之重要設施……皆與儒家有關……此亦古今之巨變，推原其故，實亦由司馬氏出身于儒家大族以致之也。

魏為東漢內廷閹宦階級之代表，晉則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故魏晉之興亡遞嬗乃東漢晚年兩統治階級之競爭勝敗問題。……司馬懿，其年少與孟德二十四歲，又后死三十一年，乘曹氏子孫孱弱昏庸之際，以垂死之年，奮起一擊。二子師、昭乘其遺業，終于顛覆魏鼎，取而代之，盡復東漢時代士大夫統治全盛之局。

“魏晉易代，體現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大危機，即權力系統對于文化價值系統的陰謀化利用，導致的思想困境。”也就是說司馬氏集團并非真的信仰儒家思想價值，而是借機摧毀曹魏基團的思想堡壘。“在這個時代，學術與政治不僅已經泯除界限，而且變化為一種糾纏不已的利害情結，內化為一種士人生存的危疑處境。”所以便有了阮籍等人的悲劇。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他生活在機富貴安樂又滿懷憂禍的境地中，處在身不由己的政治爭奪中。由此他的詩里滿藏人生的憂懼，內心總處于異常矛盾復雜的狀態之中。看似狂傲不羈，灑脫恣肆。實則“一種極端壓抑之中扭曲的生命形態，一種因茍活于亂世而付出了痛苦代價的生命形態。”所謂“阮旨遙深”，《晉書》本傳載：“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之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鐘嶸《詩品》將其詩列為上品，說他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幃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魂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阮籍的內心正如自己所寫乃一“孤鴻”，天地如此之大，獨徘徊，這是怎樣的一種憂懼，詩人的生命靈魂均無處安頓，“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也許這種憂懼，只能詩人內化成傷，憂思獨傷心，獨愴然而涕下。而偏偏阮籍以最放浪形骸的方式宣泄內心的孤苦，而這種行為的反差無益于減輕一絲一毫的苦痛，反而加重的是對生命的折磨與煎熬。這種看似千古奇有的狂傲，正是詩人對生活難以放置的熱望與執著，以及對生命的那份虔誠。正如（清）沈德潛《古詩源》卷六：“阮公《詠懷》，反復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于中，令讀者莫求歸趣。此其阮公詩也，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鑒矣。”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繁華”竟憔悴，最終“荊杞”一片，驅馬西山，滿眼凝霜野草，雖然滿懷“湯火”卻也如履薄冰，孤獨無人知曉。自身欲求解脫卻又不可能，逆來順受難以適應。

司馬昭嘗云：“天下之至慎者，其為阮籍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好友嵇康亦謂“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而他的青白眼，則說明他愛憎分明，嫉惡如仇。阮籍的內心睥睨一世“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埛”可見阮籍的“至慎”是為了壓抑與掩飾其鋒芒與抱負，從而茍活于亂世，人格的扭曲注定其悲劇的自我世界。

清人薛雪說：“阮步兵詠懷，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而在胡曉明看來是“是天上地下均無著落，來無藏身之地，去無可往之鄉。”在我看來詩人則是廣袤天下之孤鴻，飄萍，內心無以寄托，從而從無安寧。正如陳祚明所言“嗣宗《詠懷詩》，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輒向黃河，亂流欲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