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養平：懷念“火燒饃”
20世紀70年代,一批支援大西北的建設大軍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奔赴銅川。他們在這里奮斗、在這里生活,在不同的崗位上實現著自己的人生價值,為國民經濟輸送著能源,同時也鑄就了這座城市的“骨架”。我的父親,就是這只大軍中的一員。
在父親來到王石凹煤礦的幾年后,母親帶著姐姐、哥哥和不滿兩歲的我,背井離鄉,從咸陽的一個小山村也來到了這里。正是從那一天起,我和礦山就結下了不解之緣。當然,其中就有至今讓我難以忘懷的“火燒饃”。
在過去那個年代,王石凹煤礦有一種以小麥粉為主原料的面餅,和面時加入調料粉,再用烤箱烘烤至表面焦黃酥脆,叫做火燒饃。這是當時礦工在井下唯一的補充品。也就是這小小的 “火燒饃”,給了我童年許多快樂,也給了我一生難忘的記憶。
初到礦山,我們家就住在王石凹煤礦西山二小的山坡下,兩口土窯洞,門前一顆大桐樹遮住了炎炎烈日,通往市區的鐵路運輸線從門前的山腳下穿過,激昂的汽笛聲總是令我興奮不已。盡管家里沒有奢侈的家具,沒有豪華的擺設,但它卻是我們快樂的天堂。那時候,我每天都會靜靜地坐在大桐樹下,一邊看著“鐵龍”一樣的火車呼嘯而過,一邊等著爸爸下班給我們帶回來好吃的“火燒饃”。每當這時,焦急等待爸爸升井的媽媽總會摸著我的頭,笑著說:“別急,爸爸就回來了。”那個時候,年幼的我們一心總想著香溢酥脆的“火燒饃”是多么的好吃,卻不知那是爸爸節省下的班中餐,更不理解媽媽那時等待的心情。
那個年代里,國家經濟落后,物資極其匱乏,很多人連溫飽都成問題。我們家當時是農村戶口,吃不上商品糧,餓肚子是常事。因此,吃“火燒饃”就成了我童年里最期待的快樂。
直到我11歲那年的一個秋天,我像往常一樣坐在大桐樹下等著爸爸回來,等著吃“火燒饃”。可是那天,是父親第一次讓我“失望”。
當時第二天,我被老師從課堂上叫了出去,跟著一位陌生的叔叔和掛滿淚水的姐姐、哥哥往外走。那時,我怯怯地問:“叔叔,我們去哪里?”叔叔摸了摸我的頭說:“去看看你爸爸,他在醫院。”我急忙問:“爸爸病了嗎,他會死嗎?”這時姐姐狠狠地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腳,說:“瞎說什么,呸呸呸……”我沒敢再說話,第一次感到了恐慌。到了醫院,我看到父親正在輸液,渾身纏繞的各種管子,他頭上纏著厚厚的紗布,呼吸微弱,不能說話。守了一夜的母親兩眼紅腫,趴在父親的病床前哭泣。我無助地躲在角落,許久不敢靠近。我這才知道,那天父親和工友在井下工作面進行錨桿支護作業時,一塊大矸石突然冒落,父親躲閃不及被砸傷。等父親輸完液,母親被醫生和那位陌生叔叔叫了出去,隨后我們聽到母親撕心裂肺的哭聲。透過病房門上的玻璃,我看見母親突然跪在醫生的跟前,乞求地說:“醫生,我求求你,救救我丈夫,我的孩子不能沒有爸爸……”這時,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們幾個一下子撲到了父親的懷里哭喊著:“爸爸、爸爸,你醒醒,咱們回家……”在我們的哭喊聲中,父親緩緩地睜開了雙眼,嘴角微微露出一絲笑容,艱難地示意我們打開放在床邊的那件黑漆漆且沾滿血跡的工作衣。當姐姐從工作衣的內衣口袋里掏出那個用塑料袋包裹嚴實,我們最愛吃的“火燒饃”時,眼淚早已模糊了我們的視線。那一天,我們誰也沒吃一口那個平日里讓我們饞得流口水的“火燒饃”。也是從那天起,“火燒饃”永遠地留在了我們的記憶里……
父親離去后,我們的生活更加拮據。靠著親朋好友的救助,以及母親在礦上干臨時工掙錢度日。后來,礦上給父親認定為工傷,發了撫恤金,也為我們3個免了學費,家里的日子稍有起色。而我,依然會常常坐在大桐樹下,看著“鐵龍”一樣的火車呼嘯而過,但我卻再也等不到香噴噴的 “火燒饃”了……
頓足回眸,時光荏苒。那些艱苦歲月漸漸離去,父輩用他們一生的熱情改變著這片土地,那昔日雜草叢生的荒丘溝壑，那雨天兩腿泥、晴天一身灰的“水泥”路，那潮濕的土窯洞,已經成為了過去。一座座配套設施齊全的住宅樓拔地而起,一個現代化的煤炭生產企業屹立眼前。“臟、亂、差”已不再是礦區的代名詞,曾經令礦工家屬牽腸掛肚的安全狀況更是得到根本改善，那酥香的“火燒饃”也不再是礦工唯一的能量補給品。
不知不覺間,我也像父輩一樣,成為了礦山建設大軍中的一員,為實現銅煤強局目標發揮著自己的光和熱。盡管如今的井下有了超市,綠茶、礦泉水、火腿腸、方便面、雞蛋等一應俱全,可 “火燒饃”的酥香早已 “烙”在了我的心里。我懷念 “火燒饃”,懷念的更是父輩為礦山奉獻一生的堅定,是他們 “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精神。也正因為有他們,我才能夠堅定信念,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為礦山奉獻自己的青春。
如今，王石凹煤礦已走過了54個春夏秋冬，銅川礦務局也迎來了她60歲的生日，企業的強大也讓礦工的生活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假如，我們的父輩能看到銅煤今天的輝煌成就，能看到礦業公司 “三步走”、“兩區四法”的改革舉措及“走出去”發展宏偉藍圖，我想，他們一定會很自豪，因為，他們是可親 可 敬 的—--銅煤人。
